这等于是完全放弃了对李曜兵权的监督，反倒为他这河中打牢实力基础在考虑，李曜略一思索，便应承下来，让他与新任河中军械监掌监张敬询商议、打理此事。张居翰得命，痛快地去了。
诸将已经知道这件事，因此李曜此时忽然出声问张居翰这个有名无实的监军对是否出兵西进关中以迎奉圣驾的看法，诸将都是大惑不解。十几双眼睛，同时朝张居翰望去。
张居翰似乎自己也未曾料到李曜会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微微一怔，才一脸愕然道：“这……奴婢以为，节帅忠勇多智，此事必有万全之虑，因此无论节帅如何决断，总是不会错的，奴婢只管奉命行事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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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譬如贞元八年三月，汴帅刘玄佐卒，将佐匿丧不发，德宗听取监军使孟介与行军司马卢缓立陕藐观察使吴凑的建议。当吴凑尚在赴汴途中，玄佐“枢将迁，请备仪，缓不许，又令留什物侯新使，将士大怒”。刘玄佐子婿及亲兵设法激怒三军，衙兵、亲将拥戴刘玄佐子士宁为留后。士宁“乃以财物分赐将士，请之为帅，孟介以闻”。
而张弘靖镇宣武，屡以厚赏“悦军士”，弄得“府库虚竭”。继任节帅李愿，不恤军将，“又峻威刑，军士不悦”。长庆二年七月壬午夜，牙将李臣则作乱，驱逐李愿，推都押牙李齐为留后。“戊戌，宣武监军奏军乱”。
注释2：譬如贞元九年十二月，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发动兵变，驱逐“忍暴**”的节度使刘士宁。监军使朱希颜力荐李万荣为宣武节帅，称：“‘万荣安无有功，闻亦忠义，甚得众心，若更淹迟，却恐事不稳便。今商量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尽管陆赞坚决反对此议，但未被德宗采纳，一年后朝廷真授其为宣武节度使。
又有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节帅董晋薨，以行军司马陆长源接任。然“长源性刻急，恃才傲物”。擅自违反军中惯例，引起众怒，长源亦不为之备，为乱军所杀。监军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刘逸准久为宣武大将“得众心，密书召之；逸准引兵径入汴州，乱众乃定”。朝廷遂以逸准为宣武节度使。
注释3：咸通中，“南诏寇嶲州，掠成都”，朝廷迁高骄镇西川。因蜀兵不堪战阵，故“罢突将月禀并餐钱”，引起军人哗变。当时在此防冬的天平军闻变，出兵格战，不胜。监军慰抚之，皆曰：“州虽更蛮乱，户口尚完，府库方实”，然高骄盗削军粮，众人不堪，由是致乱。“监军惧，讲解之。取役夫数百，名叛卒，藉斩其首，乃定。
大历十年（775）二月，河阳三城使常休明，出城慰问防秋归来的兵士。由于其平日待兵士苛刻少恩，防秋兵与城内兵合谋攻之，休明奔东都，众推兵马使王惟恭为帅，大掠，数日乃定。“上命监军冉庭兰慰抚之”。
勘定黄巢之乱，僖宗还京。时藩镇各专租税，“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欲收盐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诉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乃数令孜罪恶，责其无礼’，监军为讲解”。
注释4：贞元十年（794），义成节帅李融病，军府委政植。“大将宋朝晏构三军为乱，中夜火发，植与监军列卒待之。迟明，乱卒自溃，即日诛斩皆尽”。
贞元十三年（797），“义成军节度使李复疾笃，监军使薛盈珍虑变，遂封府库，入其摩下五百人于使衙。军士恟恟，坦密言于盈珍，促收之”。
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宣武军乱，杀节帅陆长源及判官孟叔度，“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使总后务。全谅至，其夜军复乱，杀大将及部曲五百人乃定”。
长庆二年（822）七月，节度使李愿因“不恤军人”且“以威刑驭下”，由是“群情聚怨”。导致宣武军乱，军将趁势推牙将李岕推为留后。汴州监军姚文寿与兵马使李质合谋“斩李岕及其党薛志忠、秦邻等”乃定。
另附文说一下本书中宦官监军的历史背景：
宦官监军之所以取代了御史监军，首先是因为宦官从性质上来说是皇帝家奴，容易得到帝王的信任。宦官是宫廷中料理皇帝起居饮食、洒扫传达的侍应，他们朝夕侍奉天子，久而久之，容易与皇帝形成亲近关系，相比较与外朝的官员来说，皇帝从心理上容易倾向于信任宦官，认为他们更容易服从，听命于自己，不像外臣、尤其是宰相那么难以搞定——想想当时能够将皇帝制敕一言封驳，直接将之打回中书省重拟的门下侍中，换了你是皇帝你也不乐意天天看着这么个老头儿不是？
后人评论唐朝，有三个皇帝获得较高评价，分别是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和宪宗李纯。这位宪宗皇帝的最大功绩是主持削藩，而且取得巨大成就，出现元和中兴。这位宪宗皇帝曾贬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他问李绛：“联出承璀何如？”李绛说：“外人不意陛下邃能如是。”宪宗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联去之轻如一毛耳！”
可见，在皇帝眼中，宦官是家奴，相对于那些勋臣宿将来说易于操控，而且可以任意贬黜。而且宦官作为皇帝亲近之人，有时也的确为维护皇权出力。
举个诸位看官熟悉的人物为例子：上元元年（760年），已经是太上皇的李隆基被逼“迁居”。李辅国戎服领兵而来，被高力士喝止，李辅国上前斩杀了高力士的一个侍从。李隆基和一干随从都十分惊吓，只有高力士毫不畏惧，对挡道的士兵大声喊道：“太上皇问将士们好，还不赶快放下兵器，高呼万岁！”兵士们被高力士的凛然正气所震慑，纷纷刀剑入鞘，跳下马来，向玄宗高呼万岁。高力士还不罢休，又大声喝令李辅国：“还不赶快给太上皇牵马护驾！”李辅国虽然权倾一时，但面对这种情况，也是进退失据，嚣张气焰顿时被打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把玄宗护送到西内太极宫。
再者，宦官作为刑余之人，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们对皇权的渴望和威胁远不及外朝的官员们来的小，在皇帝与藩镇节度使的权衡中更倾向于维护皇权，而不像一般朝臣比较容易被地方藩镇势力所吸纳。虽然自元和之末，宦官威势日盛，“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但他们并没有却而代之，再怎么变着花样闹，所立的始终是李氏子孙。
宦官所立者皆是李氏子孙，它至少确保了李氏天下的延续，避免了唐前期朝臣和氏族势力左右皇位继承的情况，从而保证了皇权传承的稳定。而如果是朝臣权力过大，就有威胁皇权，取而代之的可能，这在唐以前的历史中就已经无数次出现过。对于唐朝皇室来说，太宗朝的争储，武后时期的屠戮以及安史之乱的影响都无时无刻提醒着他们要提防那些勋臣宿将。相比较之下，身为刑余之人的宦官自然更容易让皇帝最为放心。
再有就是，重用宦官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朝臣的表现令皇帝非常失望，使皇帝愈发不信任朝臣，不愿意再给他们过多的权力。文武大臣众多的投降变节行为，使皇帝对臣下的猜忌加深。德宗建中元年先有张涉受贿、又有薛岂盗隐官物。二臣继以赃败，自然被宦官抓住把柄，他们说：“南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周邪！”结果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依仗矣。”
当时唐朝皇帝在任用谁掌握禁军的领导权的问题上曾十分犹豫不决。宦官典领禁军最早始于代宗广德元年，正式形成宦官典军制度则是在德宗贞元十二年，但是在这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禁军领导权并不在宦官手中，而是在朝官手中。
大历五年，代宗诛杀鱼朝恩后，宦官不再典兵，其后禁军分别由朝臣王驾鹤和白志贞典领。及至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径原兵变发，乱兵入京师，德宗逃至奉天，由朝臣白志贞率领的禁军并未能召集，惟有宦官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随侍护驾。这一事件打破了德宗倚重大臣的想法，回京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把禁军交还给了宦官。
想想也是，径原兵变的关键时刻，朝官典领禁军失职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宦官却能保驾护航。作为中央直属的禁军，皇帝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随意妄为，禁军最终落到宦官手里与朝官本身的表现不佳有很大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权阉出则为监军，入则为枢密的一个晋升过程。
宦官监军当然也不是都是正面的，有一些监军的宦官权力甚大，他们牵有时会制军队统帅，如严缓在太原时，“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缓但拱手而已”。使军队不能灵活机动地行动，致使常常贻误战机。所以如果监军不懂军事，却常常于顶军政，使军令不能统一，这就会很大程度地消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宦官在军中“权过节度”，一手遮天，将帅则帷命是从，俯首帖耳。监军“侵扰军政，将帅不得专主。”、“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结果使“戍卒不隶于守臣，“城一将，一旅一兵，各降中使监临”。这些也是历代史家经常批判宦官监军的主要弊端，并且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但是监军使与节度使一样，是作为中央直接任命对藩镇实现统治的代表，是国家行使权力的象征。唐代朝廷颁发的诏敕一再强调监军使监临藩镇是“庶邦公事”，由此可以证明监军使与节度使的权力同样通过朝廷以颁布诏敕令的形式来获得的，并昭告天下，因此，监军使与藩帅分享藩镇的决策权与管理权并不存在所谓“僭越”或“干政”的问题。但是两者之间也确实存在职责界限模糊、职权分工不明，很难分辨。
本书正文中说宦官监军的负面评价远大于正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具有浓厚“正统”思想的儒家士大夫，其内心深处充满对那些作为帝王家奴“刑余之人”的不屑，忽视了监军使的权力来源是完全合法的这一事实。这属于个人观点，一家之言，众看官请自行理解。
本书正文中还说在平定叛乱，维护皇权上，监军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真的。他们坚定地维护本镇的稳定，对于本镇外的动乱，只要朝廷发布命令，监军使总是积极参与，始终与中央站在一起。即便臭名昭著的程元振、鱼朝恩之流，他们在王朝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同样与中央站在一起。程元振，至德中与肃宗“从幸灵武”且“翼卫代宗”，且与李辅国“助（上）讨难”，一度曾“帅兵经略河北”，在代宗的《长流程元振诏》中，虽指责他“性惟凶腹，质本庸愚”，但也不否认其略有“微劳”的事实。
至于鱼朝恩，宝应元年（762）的相州之役后，他以天下观军容使的身份监临中原藩镇，统帅神策军镇守陕州。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代宗被迫“驾幸陕州”的危难时刻，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鱼朝恩率“大军逮至迎奉，六师方振”，立下了迎驾大功，故“帝德之”，由是“深加宠异”。
宦官监军使，它们作为朝廷在藩镇的平衡的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之中，有效地遏制了藩镇进一步走向分裂的势头，加强了中央对藩镇的控制，但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例如监军使举荐非人者有之，贪赃枉法者有之，统军无方者有之，妒能忌功者亦有之。由此常常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以及战争中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监军使的政治品质与工作能力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而不能将此完全归结为监军制度的本身。
所以，不可否认的，在唐代君主与宦官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矛盾与冲突，不过这更多地体现在中央层级，而在地方的现实生活中表现的并不十分明显。在藩镇中，监军使作为朝廷的代理人，忠实履行中央的使命，宦官与皇权呈现出政治上的共生关系。监军使对王朝的“忠诚”，实际上反映了宦官对于皇权的依附，他们之间结成牢固地政治命运共同体，特别在王朝遭遇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监军使总是坚定地与中央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容易举出众多的监军使协助或统帅藩镇军、神策军讨伐地方叛逆的事证，却很难找出监军使勾结节度使公开反抗皇权助封为虐的例子。
监军使作为保卫皇权、加强皇权的工具和王朝危机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于维护中原藩镇政局的稳定，确保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它虽不能保证大唐江山万年，但至少在暂时延缓了王朝的灭亡这一点上，应该得到肯定。